写小说时，人很容易先想到一个结果：一次背叛，一场死亡，或者两个人终于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接下来的工作似乎就是把人物送到那里。这样写当然没有什么错，可如果人物原先的生活与那件事没有关系，作者就得在路上不断替它开道：让一个人突然变得糊涂，让另一个人恰好听见不该听见的话，再从别处送来一条足以改变局面的消息。事件接连发生，事情却找不到来路。
《高老头》很少给人这种感觉。小说开头，巴尔扎克花了不少笔墨写伏盖公寓：房间在第几层，住客交多少膳宿费，伏盖太太又怎样依照他们交的钱分配自己的殷勤。高老头最初住得起一楼较好的房间，一年付一千二百法郎；后来一步步搬到三楼，每月只付四十五法郎。若只想知道他最终怎样死去，这些房租似乎可以略过。但房租的变化记录着他不断缩减的生活。他把财产交给两个女儿，女儿结婚以后却仍有各自的金钱难题。一个女儿要应付情人的债务，另一个连动用自己名下的钱也要受丈夫牵制。父亲手里的钱所剩无几，却总想再替她们解决一次。人们对他的态度、他见女儿的机会、他所剩的体面，都与这些钱的去向纠缠在一起。他始终爱她们，也因此一次次把仅剩的东西拿出来。
再看拉斯蒂涅。他也住在伏盖公寓，来自一个外省小贵族家庭。家里庄园年入约三千法郎，还要受葡萄收成影响；每年须从中拿出一千二百法郎供他在巴黎读法律。他原本可以完成学业，慢慢谋取职业。凭借姑母的家族亲缘和介绍信，他得以走进鲍赛昂夫人的客厅。在雷斯托家，鲍赛昂夫人的名字一说出口，主人待他的态度就变了。可介绍信只能帮他进入上流社会，一千二百法郎却不够他照那里的人那样生活。
伏脱冷替拉斯蒂涅算了一笔账：靠法律取得地位要熬多少年。随后他提出另一条路，设法使维多莉娜继承父亲的财产，再让拉斯蒂涅娶她。那办法牵涉她哥哥的死，拉斯蒂涅听得出其中的卑劣，仍无法把伏脱冷的话当成一通疯话。他看见了进入上流社会所需的钱，也知道自己不甘心只站在门口；家人供他读书，亲缘替他开门，却不能替他负担接下来的日子。伏脱冷的提议令他厌恶，却没有办法让他置之不顾。
我们常把小说中的这类内容叫作背景，仿佛人物在前面活动，背景安静地留在后面。伏盖公寓当然有陈设，巴黎也有街道，但这些地方并不只是供拉斯蒂涅出入的风景。外省家庭的钱使他得以来到这里，亲缘给他一次引见，而一旦他开始交际，新的需要又迫使他重新向家庭伸手。金钱、名字和身份在不同人之间传递，下一件事从上一件事里生出。这比一段开场白式的时代介绍麻烦得多：作者写下一笔收入，就要记住它能供得起什么；让人物取得一种资格，就要知道这资格在哪儿管用，在哪儿又突然不够用了。
人的愿望也有来路。拉斯蒂涅想出人头地，既与家人的期望有关，也与他来到巴黎以后看到的生活有关。高老头把父亲的责任理解成不断给予，这样的父爱同他做生意、积累财产、安排女儿婚姻的过去分不开。以前的日子已经留在他们的脾气和愿望里；到了小说开始，他们又凭这些愿望去求人、给钱、撒谎、忍耐，使别人的处境跟着改变。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说，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而他只应做它的书记员。这句话单独看很容易使人想到一个坐在桌前等候社会口述的作家。但他在同一篇前言中谈到的工作，包括挑选事件、描绘性格，把相近的人物特征组织起来，还要寻找社会现象的原因。生活中的偶然多得数不清，绝大多数转瞬即逝；小说家则要辨认哪些偶然会撞上已经存在的关系，撞上之后又会牵动什么。伏脱冷出现在伏盖公寓，可以叫作偶然。拉斯蒂涅为什么听得进他的话，高老头为什么还住在那间公寓，答案则早已散在他们各自的生活里。
作者甚至不必等条件都写全了，才知道小说要往哪里去。巴尔扎克一则早期构思札记已经记下《高老头》的终局：一位父亲为了两个女儿把自己掏空，最后“像狗一样死去”。若因此说整部小说只是为这句话补充铺垫，又太轻看小说中漫长而复杂的生活了。女儿们各有婚姻与债务，父亲给出财产以后还想继续做父亲，拉斯蒂涅因自己的野心进入这个家庭。每个人都在为别的事情行动，却逐渐使那句结局成为可能。巴尔扎克先想到了死亡，后来仍须解决人在活着的时候如何一步步走到那里。
从结局向前寻找原因，同从人物眼下的处境向后推想结果，在写作中都行得通。麻烦在于，前一种办法容易把“原因”写成临时补上的说明。拉斯蒂涅的家境不只在伏脱冷要他考虑钱时才出现；它还影响他住在哪里，怎样穿着，能够见谁，接过一份帮助时有什么顾虑。一个处境若确实属于人物，往往会在作者需要它解释最后一件大事之前，先改动许多小事。
《高老头》的手稿也留下了写作中调整的一点痕迹。巴尔扎克曾把青年原来的姓氏“马西亚克”改成“拉斯蒂涅”，让他与此前作品里出现过的人物连在一起。一次改名不足以告诉我们每处情节如何想出，却能看见：结局虽早已写进札记，人物关系仍会在写作中扩展。以后再写拉斯蒂涅，巴尔扎克也须记得他已经过过什么样的生活。
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里从死讯写起。同僚们听闻消息，想到空出的职位将给谁带来升迁；他的妻子则向前来吊唁的人打听抚恤金的事。小说随后才回到伊凡的学校、仕途、婚姻和新住宅。他努力过一种合乎体面的生活，对房间的陈设也很上心；为了示范窗帘怎样挂，他爬上梯子，失足撞伤了身体。那一下当时并不显得严重，病痛却在此后渐渐加重。读者早已知道伊凡会死，因而看着他经营前程、布置新家时，也记得开头那些人如何盘算空出的职位，如何继续安排自己的生活。
职业、婚姻和房屋并没有替伊凡决定结局。相似的事故也许不会致命；即使病了，他也可能以别的方式对待家人和自己。他的死是托尔斯泰选择的。可是写到病中，托尔斯泰让伊凡遇见的仍是他熟悉的那种体面：身边的许多人明知他快死了，却像谈论普通疾病一样安慰他，不肯同他谈死亡。伊凡从前也靠这样的规矩安排生活，如今自己有话想说，却很少有人愿意听。仆人盖拉西姆肯承认他的处境，也肯照料他；伊凡反而在他面前得到一点安慰。
有些小说把事情的脉络写得十分清楚，另一些则让它藏在说话的停顿与人物反复做出的选择里。《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在故事开始以前受过战争创伤。海明威没有花大段篇幅交代战争如何改变了他，却让那处旧伤留在他与勃莱特之间：两个人相爱，杰克仍帮助她、陪伴她，有时也嫉妒她，然而他们无法把这种感情过成自己想要的共同生活。勃莱特对斗牛士罗梅罗发生兴趣时，杰克甚至帮她接近了他；这样的帮助里既有爱，也有无法同她生活却仍不肯与她断开的难处。勃莱特走向别人，杰克没有因此就能从她的生活里退出。他的照料和克制，都并非伤口所能单独解释；可若把伤口拿掉，许多原本微妙的决定又会变成另一种意思。
战争在这里已经过去，却没有结束。它不再以战场的样子出现在故事里，而以杰克身体的状况留在后来的爱情和交往中。勃莱特也有她自己的欲望和过去，她所作的选择并不是杰克的伤所能决定的。到了结尾，两人坐在出租车里，仍能谈起本可以拥有的生活。杰克的伤始终在那里，但他们后来怎样靠近、怎样分开，也都已经发生了。
把这几部小说放在一起，我更愿意把“自然发生”理解为一种对已有生活的认真对待，而不是作者放手后人物自行表演。处境从不只给出一个答案。拉斯蒂涅可以走不同的路，伊凡也可能在病中作出不同回应；杰克和勃莱特之间，更不能用一个身体事实算出每次相见和离开的结果。作者必须选择，他甚至可以先选好结局，再从头建立通向它的生活。只是选定以后，他不能让人物在最后一刻免受此前一切的约束，也不能为了让结局顺利到来，突然改写钱的数目、关系的亲疏或伤留下的后果。若这些东西在写作中变了，由它们牵出的事情也要跟着变。
这样的工作远没有“搭好背景，故事自己就会出来”听上去轻松。作者可能写到一半才发现某个人需要一份不同的职业，或者两人若要作出他原先设想的选择，早先的关系还不够深。改动一处，前面已经写下的生活便会提出要求；重新写过以后，又可能出现另一件始料未及的事。人物和世界在纸上逐渐获得了连贯性，写作者从此不能只凭喜好摆布它们。他仍有权决定写哪一种可能，停在什么地方，也始终可以推翻重来；他没有权利要求读者把一条从未存在过的路，当成这个人一直走着的路。
这些分析至多能说明故事为什么站得住。巴尔扎克写得清楚每笔钱去了哪里，高老头却没有因此变成一份账本；托尔斯泰在第一页便告诉我们伊凡死了，我们仍愿意陪他走完一生；海明威写明了杰克的伤，结尾留下的也远不止一种身体上的遗憾。换个人来讲同样的事，小说也许仍有完整的因果，却未必再值得读下去。写作者怎样看人，留意他们生活中哪些细微的变化，愿意说出多少、又把多少留给沉默，最终都只能依靠他自己的才能。称之为天才并不过分；我们把情节的来路弄清楚，并不能顺便把文学也推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