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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读书报告:为什么情节先于性格

5,156 字

标题的问题来自《诗学》的第六章,我们的读书报告的大致范围是第六到第十五章。我们并没有能力完整写完整个诗学,所以我们只打算挑其中的一个小问题,努力尽我们所能对其进行解释。

在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总共包含六个部分,按重要性分别是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其中情节在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中是悲剧的根本,是悲剧的灵魂。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悲剧究竟摹仿什么。

在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了“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的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悲剧“其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这个区分十分重要。人物性格表现的是一个人具有怎样的品质,而行动呈现出来的,则是他如何选择、如何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最终倒向了什么结果。性格固然是悲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悲剧摹仿的中心。人物的性格需要通过行动表现出来,悲剧真正要呈现的则是行动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将情节置于悲剧六部分之首。

既然悲剧摹仿的是行动,那么,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成为悲剧的摹仿对象?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讨论了行动应当具有的特征,即严肃性、有一定长度和完整性。前两者我们暂时先不谈,我们只看第三点。

第七章指出,一个完整的行动应该具有自身的结构,也就是开端、中段和结尾。开端引出后续的发展,中段承接前面的事件并推动行动继续展开,结尾则承接此前的行动,使整个过程走向完成。第八章又进一步指出,情节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只要围绕同一个人物展开,就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人可能经历许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未必彼此相关,也未必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行动。真正统一的情节,必须使各个事件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任何一个事件的挪动或者删减,都会破坏整个行动的结构。

以莫泊桑的《项链》为例。故事中的玛蒂尔达为了参加舞会,向朋友借来一条项链,却在舞会结束后将它弄丢。为了偿还项链,她和丈夫不得不买下一条新的项链,此后花费十年时间偿还债务,直到最后才发现当初借来的项链竟然是假的。整个故事虽然篇幅不长,却具有相当完整的结构:参加舞会引出了项链的丢失,项链丢失导致了沉重的债务,而债务又改变了玛蒂尔达此后十年的生活。故事中的事件环环相扣,前一件事情引出后一件事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动。如果没有最初的舞会,后面的事情便无从发生;如果没有项链的丢失,玛蒂尔达也不会经历此后的生活。正是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使《项链》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一份玛蒂尔德的起居日志。

不过,仅仅将事件组织成一个整体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事件之间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联系?在第九章中,亚里士多德提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在于描述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认为诗歌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历史描述具体发生过的事情,而诗歌则通过具体的行动,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历史学家需要告诉我们某个人实际上做了什么,而诗人需要考虑的是,在某种处境下,一个人可能会做什么,以及这些行动可能导致怎样的结果。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记录现实,即使作品中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作者仍然需要通过艺术组织,使它们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

鲁迅的《祝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品没有满足于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记录祥林嫂的一生,而是选取了她生命中几个关键的遭遇:第一次丧夫后到鲁家做工,被婆家劫回并改嫁,后来再次丧夫、失去儿子,最终又回到鲁镇,却因为再嫁而遭到周围人的排斥,逐渐失去谋生的能力和生活的希望,最后在新年的祝福声中死去。这些事情并不是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祥林嫂每一次遭遇不幸,都会改变她在周围社会中的处境,而周围人对她的态度又进一步加深了她的困境。她的悲剧并不是几个偶然的不幸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件的乘算。鲁迅通过对事件的选择和组织,使祥林嫂的个人命运超出了个人经历本身,成为一种对封建礼教对普通人持续压迫的社会处境的揭示。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歌具有普遍性的一种体现。文学并不需要通过抽象的议论来说明某种社会现象,而是可以通过具体人物的行动及其遭遇,使读者认识到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情节的统一性不仅要求事件构成一个完整的行动,还要求事件之间具有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的联系。不过,这些要求主要说明了一个情节应该如何构成。那么,一个组织精良的情节,又是如何产生悲剧效果的呢?在第十至十四章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讨论了复杂情节及其组成部分,尤其强调了突转和发现的作用。

在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将情节分为简单情节和复杂情节。简单情节是指行动的发展连续而统一,但命运的转变并不伴随着突转或发现;复杂情节则是指命运的转变伴随着突转、发现,或者二者同时发生。到了第十一章,亚里士多德又对突转和发现进行了具体解释。突转是指行动的发展突然转向与原先预期相反的结果,而发现则是指人物从不知晓转向知晓,使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亚里士多德尤其推崇突转与发现结合起来的情节,因为这种安排能够使行动的发展产生更强烈的戏剧效果。

我们以《俄狄浦斯王》为例。科林斯的使者来到忒拜,原本是为了告诉俄狄浦斯一个好消息:科林斯的国王波吕玻斯已经去世,同时也试图消除俄狄浦斯对于弑父预言的恐惧。然而,使者随后透露的身世信息,却使俄狄浦斯逐渐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本用来解除恐惧的消息反而成为揭露真相的导火索,原本俄狄浦斯为了拯救忒拜城而展开的调查最终却使他发现自己才是城邦灾难的根源。随着真相逐渐显现,人物的处境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突转与发现结合在一起,使整个情节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悲剧的效果并不单纯来自俄狄浦斯最后遭遇的不幸,而是来自整个情节的发展过程。假如我们直接告诉观众俄狄浦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又娶了自己的母亲,这个故事当然具有悲剧色彩,但它所产生的效果显然不如我们亲眼看见俄狄浦斯如何一步步调查真相,最终发现自己正是那个凶手。原因在于,前者只是告诉了观众俄狄浦斯的遭遇,后者则是将观众置于俄狄浦斯的情境之下,从而达到感同身受的目的。

这就引出了亚里士多德在第十四章中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即悲剧应该如何引起怜悯与恐惧。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两种情感应当主要由情节本身产生,而不是依靠戏景来实现。换句话说,悲剧不应该只是把一个悲惨的场面展示给观众,让观众因为眼前的景象而感到恐惧或者悲伤,而应该通过事件之间的联系,使观众在理解行动发展过程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产生这些情感。

由此可见,情节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够组织各种事件,使悲剧获得完整的结构,还在于它能够通过事件之间的联系产生特定的艺术效果。一个优秀的悲剧情节,不是简单地让人物遭遇不幸,而是让人物的行动与遭遇之间形成一种令人信服的联系,使观众能够理解不幸如何发生,以及人物为什么最终走向这样的结局。情节既决定了悲剧摹仿什么,也决定了悲剧如何产生其艺术效果。

情节说完了,让我们转到性格。

同样是在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性格是使我们判断行动者具有某种品质的成分。性格表现了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这不意味着性格能够直接决定人物的行动。对于以行动为摹仿对象的悲剧来说,人物并不是为了表现某种性格而行动,而是性格“作为行动的组成部分,被纳入对行动的摹仿之中”。悲剧最终要呈现是行动,而非性格。

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将情节置于性格之上的原因。形而上的性格,其表现需要依附于形而下的实体。因而性格即使再出色,也不能代替行动,更不能仅凭自身构成一个完整的悲剧。没有行动就不可能有悲剧,但没有性格悲剧却仍然可能存在。

这里我们以余华的《活着》为例。假设我们抹去《活着》中所有人物的性格描写,只保留故事中事件的基本次序及其相互联系,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福贵一家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失去亲人,从父亲、母亲到妻子、儿女,死亡接连发生,最终只剩下福贵一个人。固然,这样的处理会使《活着》的艺术价值大幅降低,但它仍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悲剧性行动,而这些行动本身又都是有着强烈悲剧感染力的。

那么,如果反过来,我们只保留《活着》中人物的性格,却将所有事件统统删去呢?首先福贵的人物转变就无从谈起,因为不存在促使他改变的行动与遭遇,我们最终只能得到一个静止的人物画像:一个好赌、挥霍的福贵大少爷,他的一生只剩下在自己脑海里的赌桌前打转。我们知道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却不知道过去他是怎样变成这个人的,更不知道他未来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作品或许能够完成人物性格的描写,却显然不能构成一出悲剧。

由此我们大概能够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如此重视情节。性格固然能够丰富人物形象,赋予行动以具体的人物面貌,但它不能代替行动。一个完整的行动即使缺少细致的性格描写,仍然可能具有悲剧性;而孤立的性格描写,无论多么精妙,都无法独立构成悲剧。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性格在悲剧中无关紧要。在第十三章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讨论了悲剧主人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悲剧主人公既不应该是极善之人,也不应该是极恶之人,而应该是一个具有一定声望、并非由于邪恶或卑劣,而是由于某种过失而陷入不幸的人。这里所说的过失比起某种道德缺陷,更强调人物的错误、判断失误或者行动上的偏差。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它意味着悲剧人物的不幸并不只是某种道德报应。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人因为性格恶劣所以理应遭受不幸。悲剧真正关心的是人物如何在特定的处境中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如何将他带向与原先处境截然不同的结果。人物的品质固然会影响我们对他的判断,但悲剧的力量仍然来自行动及其后果。

到了第十五章,亚里士多德又专门讨论了人物性格塑造应当遵循的要求,包括善良、适宜、相似和一致。这说明他并没有因为将情节置于性格之上,就认为人物性格可以被随意处理。相反,人物性格仍然需要经过认真塑造。一个优秀的悲剧不仅需要完整而统一的情节,也需要与行动相适应的人物。只不过,性格的塑造最终仍然需要服务于行动,而不能反过来取代行动。

那么,情节的优先地位是否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关注事件如何发生、如何发展以及最终走向什么结果?这里我们可以引入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与亚里士多德主要从情节、行动和悲剧效果入手不同,黑格尔在《美学》中尤其关注悲剧人物所代表的伦理力量,以及这些力量之间的冲突。这里我们举的例子是黑格尔最喜欢的《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坚持埋葬自己的兄长,违抗了克瑞翁的命令,最终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我们可以分析这部作品的情节如何组织,人物的行动如何一步步引向结局,以及突转和发现如何产生悲剧效果。但是,黑格尔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方式。在他看来,安提戈涅与克瑞翁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伦理力量:安提戈涅坚持家庭伦理,认为埋葬兄长是不可放弃的义务;克瑞翁则坚持城邦伦理,认为维护城邦秩序是统治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双方并不是简单的善恶对立。安提戈涅有自己的正当理由,克瑞翁同样有自己的正当理由。问题在于,双方都将自己所坚持的伦理原则置于绝对的位置,无法容纳另一方的要求。于是,原本各自具有正当性的伦理力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共同走向毁灭。这便是黑格尔所理解的悲剧冲突。

这种理解与亚里士多德并不矛盾。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冲突依然需要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完整的情节才能呈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分析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很难充分解释这场冲突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悲剧意味。情节告诉我们冲突如何发生,伦理理论则进一步告诉我们冲突为什么发生,以及人物为什么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悲剧所呈现的,便不只是一个人如何走向毁灭,还有一个人为什么必须如此行动、他所坚持的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黑格尔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情节结构引向了伦理冲突,那么雷蒙德·威廉斯的《现代悲剧》则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悲剧本身的理解。威廉斯并不满足于将悲剧局限在古典戏剧的传统之中,也不认为悲剧只能发生在王公贵族或者具有特殊身份的英雄身上。在《现代悲剧》的开篇,他便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谈到一个普通劳动者在沉默中度过的一生,以及普通人的死亡、家庭关系的断裂和社会生活中逐渐丧失的希望。这些经历同样具有悲剧性,因为它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人不幸,而是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让我们再度以《活着》为例,福贵的一生当然可以被理解为一连串完整的行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关注这些行动如何组成一个悲剧性的整体是否就足够了?福贵所经历的苦难,显然不只是来自个人的选择,也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一系列无法由个人控制的历史变化有关。我们既可以从情节的角度理解福贵如何一步步走到最后,也可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思考,是什么样的现实条件使他不断失去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前者帮助我们理解悲剧如何发生,后者则帮助我们理解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在这样一个人身上。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不幸都可以直接称为悲剧,也不是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已经失去了价值。我们只是发现,悲剧并不完全等同于一种文学形式,也不只是人物通过行动走向不幸的过程。它还与人物所坚持的价值、人物之间的伦理冲突,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情节优先于性格?情节通过组织事件,使分散的行动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因此具有优先地位。但是,这种优先性并不意味着性格可以被忽略,更不意味着人物只需要按照情节的要求行动。黑格尔让我们看到,人物所坚持的伦理立场能够赋予行动以更深刻的意义;威廉斯则让我们看到,人物的行动还受到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因此,虽然我们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情节优先于性格的判断,但我们不愿意将这种优先理解为对人物主体性的否定。情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组织了悲剧的行动。而性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行动始终属于具体的人,而后者显然更加值得关注。